【注释】 *本文系河南省政府决策招标项目河南省民间借贷市场健康发展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5B281）的研究成果。
发展中世界自然国家存在的问题是，它们几乎无一是永续国家。要实现法治，自然国家必须从有限进入秩序向开放进入秩序转轨。
授予握有暴力的强势个人或集团以租金，是为了鼓励他们与统治集团的其他成员合作。从罗马人开始，西方的法律就承认法人是一个各种权利义务属性的联合体。研究民主的学者刚刚开始了解民主是如何在开放进入秩序下运作的。个人和集团的人格特征和权力特征决定着国家对待他们的行为。事实上，正如NWW（第五章）所表述的，如果这个条件没有劳固地建立起来，另外两个启动条件也将难以维持。
五、为什么发达（开放进入）国家支持法治的规则、权利和制度无法被移植到发展中（自然国家）国家 并不是因为自然国家的人们贪婪、恶毒或腐败才导致这些国家的特权和寻租体系。我们可以在1973年的智利、1936年的西班牙和2007~2008年的肯尼亚看到这一点。对中国问题的笃思莫过于梁漱溟，他说自己是问题中人，而非为学问而学问。
在法学内部，各部门法学提问题的方式也不同，如民法学经典的问法用拉丁文来表述就是：quis,quid,a quo,qua causa? （谁可向谁，依据何种法律理由，主张什么?） 带着对法学特质的这些前见，我们认识到法学研究的问题既不是直接从经验事实中拿来的，也不是在善的价值上生成的问题，而是受规范的应当支配的问题。中国的法学研究是对西方法学的研究。行为人穷尽履行这些法律义务的可能性，而不能同时作为。再如，法院生效判决难以执行是在习惯于私了或干部解决的地方，或在诚信制度不足的地方的难题。
因而，在本文及中国问题论讨论的语境下，法律问题指可用法律来评价的社会问题，法律问题是法律制造的，即Made in Law，例如，被宣告死亡的人即使实际活着也在法律上死去了，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不被承认，皆因法律的这种特定的建构性功能。它是在实现现代性这个构成性要素的过程中发生的，在偏离、满足方式上的特殊性并非是反构成性要素。
进入 郑永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问题 法学理论 。还是指虽然发生在中国，却是普遍的，但有中国特点的问题，例如，自杀是普遍的世界问题，但与西方自杀集中于男性、城市、中年人不同，中国却是集中在妇女、农村、年轻人和老年人身上，而且因为精神疾病而自杀的比率明显低于西方。也不能空谈心性，仍袭古代文人作派来评说法学，令丰盈的义理大道无从关照生鲜的现实，不只是浪费才情，还错失努力的方向。理论导向研究（Theory-based research）实则是与实践导向研究（Practice-based research）相对，它又称范式导向、方法导向研究，主要决定如何研究,着眼文本分析或解释，大体表现为三种模式：解释性的、诠释性的、批判性的。
人文诸学科求善（good），善也是一种应当，即价值的应当，价值的应当分别带有个体性、地域性和团体性，不具有人类整全的共识。这里中国的特殊样式集中表现在社会发展过程的非线性而是代际重叠上，中国正从前现代走向现代，其中又不乏后现代的身影，三代兼容并存，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构成性要素并不因发展过程的不同而改变，或曰要素的构成性不会因此变成文化的伦理性。严格而言，不存在普遍的、大量的所谓法学的中国问题或德国问题，或者说，中国的法学家和德国的法学家都是在自说自话。应用当然是实践，但它不是因解决不一致问题而产生新知的实践，在应用中即便有困难也只是如何应用既有理论的困难，解决它不导致被应用的理论发生改变，即产生新知。
适法性（功能性）与功效性两者既可统一，如机动车驾驶员比较遵守交通法规，也可分立，如行人常常不走人行道。本文以为，与其它学科学者一样，了解中国问题只是法学学者开展自身研究的前提，法学者和法律人谈论中国问题，不可左顾右盼而不言法，法不在场的问题终难说是法律问题，也不能言法却追求大音希声，只谈文化法律，回答如何和在多大范围里依赖法律来处理当代中国问题，才是他们的天职。
总之，理论和制度不仅是问题存在的家，也使问题具有普适性或特殊性，那种以中国问题为基础来建构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的主张听起来耳顺，说出来令人心动，却颠倒了问题与理论和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无论是实现中国梦，还是践行群众路线，都应该及时回应现时代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也看作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实践中的‘微观问题。
属于立法管辖范围并且能被列入立法机关的议程，立法机关还有专门的程序，这些常识就不赘述。违法是立法的必然副产品，对于违法要进行正当性分析，不可由违法存在就推断此事项不适合由法律规制。为了不因对善的理解不一而使人们难以生活在一起，需要确立共同生活的基本原则或底线规则，社会科学肩负这个使命，人们将之称为对或公正（right)的目标，对或公正把基本原则制度化，具有社会普遍性，保证人们能够生活在一起，这就是对或公正优于善的理由。这里选取正式法律与中国经济发展这个最能满足功效诉求的关系来讨论，因为30多年来经济发展被誉为硬道理，学者们也是凭借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的底气发出学术主体性的声音。[10] 李 炜：《中国当前社会问题的特征及影响机制分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第 96-97页。原因是人们评价法治的标准为双重的，一为功能，一为功效，因而，在中国政界和学界存在着的臧否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可概括为功能法治论和功效法治论之辩。
但在结构性总体不适合中存在个别适合，如侵权责任法针对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该法第17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避免了死亡赔偿金在城乡之间的绝对一致标准与严格区分标准两个极端。见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页。
他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这些研究包括实践作为其方法的组成部分，往往指行动或行为研究，研究的结果用文字充分地说明，而不需创造性的作品。
[25] 刘家义曾指出：经常发生、不断发生、反复发生的问题很可能是体制性的问题。这两种违法与典型的个体性违法不同，而具有群体性，令法律大面积被虚置，法律常常因不能责众而失效。
法学的理论，近代以来几乎全部来源于西方，没有这些理论我们无法观察中国自身已经改变的事物，而直接套用这些理论有时又会误读中国的经验，这是一个无法绕过的悖论。既然如此，就不能不辨中国问题到底特殊在哪：中国问题是指仅发生在中国，且是特殊的、他人没有的问题，例如解决农民贫困的乡镇企业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不能发现真正的中国问题，不能生产真正的中国话语，不如说是不能自由谈论中国问题、不能说真话。从负面看，法律的功效不佳是指法律被违反，包括积极的违反和消极的被虚置，功效不佳可发生在无适法性和有适法性两种情况中。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任何一个学者在哪里闪烁出思想的光芒，就会在哪里获得学术尊严，就会在哪里得到主流学界的身份认同，而不可逆推。[16] 话语重构实则是今天的中国学人在主流的话语面前过于焦虑或失态的表现。
[17] 有学者不无见地地指出：我们根本就用不着为寻找什么中国话语而着急、焦虑。以法律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学，不仅与社会科学一道追求对或公正的普遍性制度安排，在此两者共同优于人文诸学科的善的信念，即所谓公正优于善，而且还把社会科学的经验性的对或公正转变成规范性的，进而形成规范性公正优于经验性公正。
法律人和法学者不仅要解决直接源于一部分社会问题的法律问题，还要研究法学自身的问题，前者属实践导向的，后者为理论导向的，依据前述两者关系的论述，研究法律问题，如知识产权的弱保护或强保护，还是法学问题，如孔子的法律思想或法律论证理论的类型，无关意义的轻重。诚然，把中国问题全部普适化不可信，中国问题确有特殊的一面，诸如有入赘女婿不分责任田、差序格局这类外国没有的文化现象，但遗憾的是，人们常常将某些领域尤其是文化伦理的特殊性，泛化到所有领域，如有人指出的，将5%的特殊问题夸大为95%，[12]这是一种把特殊性普遍化的普遍地没有普遍性的作法，是一种将相对性绝对化的绝对的相对的思维，[13] 同时又把问题伦理化，以充满地域性价值的伦理性代替事情本性上的构成性，要言之，将相对性绝对化，以伦理性代替构成性，不无疑问。
回到问题导向研究，它是理论导向和实践导向研究的共同使命，或者说这两种研究都关注问题，只要称为研究,都离不开问题,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但这种修正不以关注中国问题为名解构法治，回到中国春晚式的综合治理，而是应考虑中国问题的某些特殊性来建构法治的某些制度，使法治接受理性\道德理由和可接受性\社会结果的双重检验，这正是实践法治观倡导的。而法教义学研究财产权的有效制度和应用的方法，法教义学各门分支的任务也有别：宪法教义学研究如何是防止国家的侵害，民法教义学要最大限度实现个人的利益，刑法教义学指向如何制裁财产性犯罪，如盗窃可否处以死刑，再被抽象为罪刑相应问题…… 二则是对有适法性的事实如何作理论抽象，如用法律行为来表示有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这与规范的创立和适用无关。
3-5 适法性与法治 以事实代替价值的错误集中表现为对法治这种治国方略的质疑，在此有必要进行专门辨析。其次是问题中心，不再追根溯源，只比拼理论，由理论导向转为实践导向（问题导向），似要把批判的武器变为武器的批判，剑指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照本宣科、伟人名人效应等等。
也有人质疑聚众淫乱罪到底成立与否。但为何在当代中国的功效不张呢？这当然有适法性诸要素的满足程度，制度设计有误，如缺少可诉性。
这是他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最终回答。而且，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的含义混沌不清，或可理解成专克中国问题的利器，但前已指明，社会制度中的中国问题是普遍中的特殊，这就使之不仅能攻中国问题，还能克他国问题，加上中国二字失去意义。